• 吴嘉莉 冯若谷:对外传播中的“策略性叙事”——以中美经贸摩擦

  • 发布日期:2019-09-01 11:18   来源:未知   阅读:

  习总书记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以往国际新闻报道实践中,我国媒体在话语形态、叙事技巧等方面存在不足,这制约了我国媒体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同时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短板。

  近年来,学界探讨的“策略性叙事” (Strategic Narratives) 理论对我国媒体的国际报道实践具有借鉴作用。该理论的核心在于叙事模式转型以及传播认知重构。叙事策略的优化可以切实提升媒体报道的吸引力与说服效果,同时增强我国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米什基蒙(Miskimmon)等学者认为,叙事的本质是一种“战略性文本”,即“一系列事件和身份的表征,一种交流工具,通过实施这种战略,政治行动者(通常是精英)试图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赋予确定的意义,以实现政治目标”。史安斌、王沛楠指出,策略性叙事是一种“包装”手段,它通过对事实要素的策略性模塑过程,形成特定的叙事方案,从而达到引导受众理解的目的。在国际传播实践层面,其目标在于“更好地讲述和传播自己的核心价值和发展战略,进而获得国际社会的接受与认同”。

  策略性叙事的关键模块在于“故事”的要素和框架,包括:人物与角色关系、布景与语境、情节与冲突、结局与解决方案。其中,人物与角色关系是核心,它决定了叙事策略其他层面的倾向。本文根据策略性叙事的各类要素与框架,特别是核心变量“人物与角色关系”,对中美媒体关于“大豆征税”事件的新闻报道文本展开分析,从双方不同的“排兵布阵”中,洞察国际新闻报道的叙事策略与技巧。

  本文选择了中美媒体对“中国对美国大豆征税”事件的报道作为案例。该议题是中美经贸摩擦中的媒体争论焦点之一,两国媒体充分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立场,同时也清晰地呈现出在新闻叙事策略层面的不同走向。

  2018年4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建议征收我国产品关税的清单,拟对我国价值约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额外关税。同日,我国决定对包含大豆在内的美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作为反制措施。大豆出口对两国的意义重大。对美国而言,中国是美国大豆的重要出口国之一。同时,生产大豆的农业州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地区。对中国而言,大豆消费长期依赖进口,而美国是主要进口国之一。

  在新闻文本的选取上,中国媒体方面,本文选择了《就是要打在美方利益的七寸》(《人民日报》2018年4月7日),《美国豆农担心成为中美贸易摩擦受害者》(《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4月7日),《精准打击!中国对美的500亿反击清单大有玄机》(《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信公众号“侠客岛”2018年4月5日)作为研究样本。美国媒体方面,本文选择了《特朗普的关税在爱荷华州种下怀疑的种子(Trumps tariffs plant seeds of doubt in lowa)》(《今日美国》2018年4月11日),以及《面对总统与中国的贸易战,农民的紧张与共和党的撕裂(Farmers Tense and G.O.P.Torn Over the Presidents Trade War With China)》(《纽约时报》2018年4月8日)作为研究样本。

  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中国向美国大豆加收关税是一种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正当行为,报道暗示或强调:美国挑起冲突,中国被动反击,贸易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归结于美国。

  “对于美国这一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严重侵害中国利益的行为,中国自然不会忍气吞声。”(侠客岛2018年4月5日)

  除了强调美国是“自食恶果”,中国媒体还称,美国在出口大豆方面也存在倾销问题,但美国却采取双重标准,选择性地忽视了自己的行为。

  “孔祥智指出,在中国政府这次出台相关加征关税措施前,中国对自美进口的大豆关税仅为3%,美国大豆长期享受这一低税率。美方对此选择无视,不但不心存感念,反而认为是中国需求所致,可见美方的贸易标准就是简单粗暴的‘美国优先’。”(《人民日报》2018年4月7日)

  同时,中国媒体强调向大豆加征关税是对美国精准有力的打击,这一态度不仅是对外交部“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宣称的呼应,也在向国内社会解释,不进口美国大豆不会影响国内居民的生活,以纾解国内舆论的忧虑。

  “中国已经在对‘大豆反制措施’做了积极准备。4月3日,中国农业农村部与财政部联合发布了2018年财政重点强农惠农政策……即便离开美国大豆,中国也可依靠自身维护粮食安全。”(侠客岛2018年4月5日)

  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美国豆农是贸易冲突的受害者,在得知中国将对美国大豆加收关税的消息后很焦虑。

  “艾奥瓦大豆协会旗下有4万多名农户,目前都表现得很着急……在采访过程中,格兰特一直强调中国市场的重要性……针对当前特朗普政府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格兰特表示:‘我们十分失望,不希望最后造成与中国的贸易中断。’”(《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4月7日)

  相对地,特朗普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被塑造成“一意孤行的另类总统”。这延续了中国媒体对特朗普的一贯报道倾向。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那个投放广告,苦心规劝特朗普‘回心转意’的美国农民?……为了让总统看到自己的忧虑,用心良苦的美国农业界不仅在福克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电视台黄金时段投放此广告,还特意针对华盛顿特区和佛罗里达州投放,为的就是总统即使回到佛罗里达州度周末,也不会错过。”(侠客岛2018年4月5日)

  中国媒体报道的整体叙事结构,可归纳为经贸摩擦的“发动”与“反应”的交互。美国是贸易冲突的发起者,中国用“大豆”作为武器进行反击,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让美国自食恶果。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还引发了美国豆农的不满,他们成为贸易冲突的受害者,这使他们对固执的特朗普很失望。

  中国媒体的报道认为,尽管美国挑起的经贸摩擦受到中国的有效回击,但中国希望美国能回到理性对话的轨道,通过和平磋商解决问题。

  “美方必须明白,中国有足够的韧性和能力补上美大豆输华的缺口。和则两利,斗则双输,美方必须彻底抛弃贸易上的单边主义和唯我独尊的傲慢。”(《人民日报》2018年4月7日)

  除了共和党核心媒体《福克斯新闻》《纽约邮报》等,大多数美国媒体都在报道中隐含着对中国加征大豆关税的担忧,以及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质疑,但其前提都是中国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理应予以制裁。

  “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认为,对中国商品加收关税,不是为了帮助某些美国产业,而是阻止中国继续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必要行为......但是农业州的共和党人承认他们的选民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牺牲品。”(《纽约时报》2018年4月8日)

  对于中国向美国大豆加收关税,美国媒体认为,这是中国用经济问题掣肘政治问题的手段,带有明显的进攻性和威胁性。

  “中国对特朗普贸易政策的具有威胁性的回击,直戳美国核心地带的产品,所谓核心地带就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地区。与中国的贸易战对于农村经济而言可能会是毁灭性的……”(《纽约时报》2018年4月8日)

  与中国媒体的报道类似的是,美国媒体同样认为美国豆农是贸易冲突中的受害者。但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特朗普则是一个精明的总统,他对于中国的回击成竹在胸。

  “爱荷华州一所政治大学的学者海格说,许多爱荷华州人会等着并关注特朗普的贸易谈判是如何进行的……海格说,许多支持者认为贸易威胁升级是特朗普谈判策略的一部分。特朗普就是这样行事的。”《今日美国》2018年4月11日)

  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大豆出口议题的故事结构围绕“违规”与相应产生的“制裁”展开布局。美国媒体认为,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美国应予以“公正”的制裁。但是中国对大豆加征关税,让美国农民成为受害者,而这些农民正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国此举是在用经济手段去威胁特朗普的支持者。特朗普政府会寻找解决对策以回应中国的攻击性行为。

  总体来看,对于该事件结局的展望和预判,各家美国主要媒体的报道仍然聚焦于在经贸摩擦背景之下美国豆农和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且对贸易争端的结局表达了谨慎乐观的情绪。

  “毫无疑问,这会让共和党人陷入困境,因为他们必须与农民和受影响的企业主讨论关税的负面影响,我相信他们会听到投诉的。”肯塔基州共和党战略分析师斯科特詹宁斯表示,“另一方面,有些共和党人可能认为总统对抗中国是一个好主意。”(《纽约时报》2018年4月8日)

  总体来看,在“大豆征税”问题的媒体报道中,中国媒体讲的是一个弱者如何突破强者的挑衅,并予以回击的“励志故事”。而美国媒体讲的是一个“规则和契约”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中国是规则的破坏者,美国是规则的捍卫者。综合分析中美媒体在“大豆征税”问题上的叙事策略,针对近年来在有关国际公共问题新闻报道实践中的问题与困境,中国媒体对外传播的路径重构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

  首先,强化主体自觉,寻找框架突破。值得肯定的是,在对“大豆征税”事件的报道中,中国媒体报道框架的设定体现出了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西方主流舆论的牵制。如关于经贸摩擦责任归属、结局设定等方面,中国媒体采取了和美国媒体不同的报道策略。

  美国媒体将中国塑造成破坏规则、存在威胁的一方。但中国媒体通过列举数据,表明中美大豆贸易呈现出美国巨大顺差,美国却有意忽视这个事实,是“双重标准”的表现,反击美国媒体塑造的“规则的捍卫者”的正面形象。

  其次,突出事实认知,避免立场先行。中国媒体在报道中选用了典型事实和数据分析来印证己方观点,这种手法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宣传口吻,提升对于国际受众的说服效果。

  但总体来看,我国媒体“立场先行”的倾向依然显著。在报道时经常引用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发言人的表述。而美国媒体则十分擅长选取平民或底层视角,将态度和立场隐藏在事实性信息之后。对于西方新闻业的实践标准和受众接受习惯来说,权力部门的话语常引起戒备,而一般性事实报道更易被接受和认可。

  最后,尊重多样信源,力求平衡呈现。对外传播实践,应善于取用多方面的信源,在其交互呈现中寻找“主我”与“客我”的平衡。“平衡报道”虽起源于西方新闻报道实践中,但目前已被国际受众广泛认同,同时也是衡量一篇报道合法性和说服力的重要标准。

  在中国媒体有关经贸摩擦的新闻报道中,包括官员、行政决策部门在内的己方信源数量远远多于其他信源,这种情况并不利于为国际受众搭建一个全面综合的故事架构。特别是在一些处于劣势地位的国际舆论议题上,中国可以尝试采取平和耐心的姿态,保持东方与西方、国内与国际、官方与民间信源的交互性平衡,以多重视角组织解释文本,构造更多样、更客观的形象认知空间。

  在“全球化”“全民化”“全媒化”的新趋势下,国际传播的权力结构、互动方式以及文本样态都面临着新一轮的结构性革命。面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历史性收缩,传播权力的转移与下沉,以及媒介生态的复杂化变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仅仅需要国家媒体与主流媒体新闻报道路径的多维重构,同时也呼唤对外传播多元主体的自觉探索,以及面向多样受众的主动尝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策略性叙事”意味着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创新空间,值得对外传播学界与业界的持续性发现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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